日本历任天皇
2025-05-28 13:22:23
豆瓣评分8.8《杀人回忆》,从刑侦学视角,解构正义应如何被实现
2003年拍摄的惊悚悬疑片《杀人回忆》,是一部韩国现实主义电影,取材于一个真实的连环杀人案。该片讲述了一个小县城华城内发生几起连环强奸杀人案,而警察局通过各种手段穷尽办法仍然未能破获案件找到真凶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开放式的结局令观众的心情为之久久牵动,好在这种牵动终于在2019年得到宽慰,因为连环杀人狂魔李春载终于认罪了。
整个影片充斥着大量的对比、冲突、情绪,让观众的感受随着整个案件的走向而波动起伏。该片可谓是亚洲影人的犯罪片启蒙。
不得不提一下这部影片的导演奉俊昊,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他的作品,比如2019年获得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最佳影片奖的《寄生虫》,还有轰动一时的《雪国列车》等。
《杀人回忆》这部电影是导演奉俊昊的经典代表作之一。这部影片在当年可谓获奖无数,斩获全球各大奖项,先后获得了第2届大韩民国电影奖最佳导演奖,第2届大韩民国电影奖最佳剧本/编剧奖,第16届东京电影节亚洲最佳电影奖,第40届大钟奖最佳导演奖,第51届圣巴塞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新人导演奖和FIPRESCI奖以及釜山电影评论联合会最佳剧本奖,奉俊昊获得第2届韩国电影大奖最佳导演。
这部电影算是导演经典中的经典,距离现在也时间比较久远,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对于该片的评论也是海量的。今天,我希望用现今时空和当代刑侦学所赋予我的视角,重新回顾这部影片。
这起连环杀人案虽然震惊全国,但是影片中显示,真正办理这起案件的人只有五人,包括小镇警察朴斗满、小镇警察助理勇古、汉城派来的警察苏泰允、小镇警察局局长、女警圭玉。可以想象,在1986年,警力的有限极大程度地阻碍了犯罪的破获。影片有意突出了小镇警察和汉城警察之间的对比和矛盾,意图阐述两种不同的办案模式,以及办案模式下所映射的正义理念。
小镇警察朴斗满问汉城警察苏泰允,“汉城有多大?比美国还大?”此外,朴警官只上过两年学校。可见,朴警官甚至没有到过汉城,办案经验和教育背景都远不及受过四年正规大学教育的苏警官。以至于,朴企图说服苏,“FBI需要用脑办案是因为他们管辖的地区太大了,如果不用脑就管不过来,而大韩民国这么小,我们只需要用两只脚就可以办案了”。
用脚办案就是通过实地走访、挨户排查得出结论,影片中的排查多少加上了刑讯逼供的色彩。就是警察通过自己道听途说的信息拼凑出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并锁定犯罪嫌疑人,然后带回警局屈打成招,一旦获得口供,即告成功。不难看出,影片中小镇警察朴斗满的办案方式无非就是道听途说屈打成招,其实质就是利用邻里关系、人看人的方法进行办案,案情侦破和预防主要依靠的是熟人社会之间的相互监督。从这一点来看,上面朴警官以区域大小来划分用哪办案的方式还是具有一定现实基础的。
用脑办案就是通过分析案情具体细节,总结归案连环杀人不同被害人的相同之处,提取描述犯罪时间、地点、犯罪人特征、作案习惯等关键信息,从而测写犯罪嫌疑人的重要特征,缩小犯罪嫌疑人的锁定范围,最终锁定罪犯。当然,城市越大,人口越多,海量的信息纵横交错,用脚办案依靠经验已经不能满足破案的要求。在陌生人为主的大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也都不相识,完全起不到相互监督制约的作用,这就需要用脑办案,就要借助办案人员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现代科学技术鉴定等。
但是,用哪办案并非取决于地域大小,两者的关系既非充分,也非必要。只能说是随着司法文明和科技普及,实现正义的方式是被人类一次次缓慢地向前推进的结果。
到底应该用脚办案还是用脑办案?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一定会排斥前者而赞许后者。的确,用脚办案中所涉及的刑讯逼供,成为许多冤假错案的源头。我国古代有大量的刑事案件都是通过刑讯逼供而破解的,例如许多影视作品中也有体现圣堂上刑等镜头。在刑讯逼供的框架下,被调查的人只能通过“誓死不屈”来证明清白,利用显然这种手段来求证人类的正义之光,实在是过于残忍了。
而今进入现代文明的世界各国都已经纷纷立法,禁止刑讯逼供,保障即便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定罪”,这就是象征着程序正义之光的无罪推定原则,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于18世纪首次提出。
不过,人类也曾经为此据理力争,有人认为“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所以我们不需要保障罪犯的人权,正义的光芒应当“刺瞎”犯罪人的双眼。其实则不然,以往人类将太多目光放在了结果上,认为只要沉冤昭雪,那么一切都值得。但是,如果一个被害人的死,要让另一个或者许多无辜的生命和家庭为之偿还,这是你愿意看到的吗?
司法的存在,不仅仅在于找到被害人的冤屈的真相,更在于审慎地防止更多人受到无辜的牵连。而后者既包括防止犯罪人再犯,也包括防止司法权滥用造成无辜的人被害。正如影片中的小镇警察助理勇古,一言不合就拳打脚踢,审讯不再是为了证据的收集,而变成了一场弱肉强食的闹剧。很多时候,影片中的勇古让我们怀疑,这样的警察到底是正义的使者,还是霸凌的化身。
其实,除了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人权的手段外,合理合法的用脚办案和用脑办案都是值得被采纳的。两种方法相互补充相处促进,会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用脑分析的数据,通常来源于用脚丈量而得。这就是为了汉城警察苏泰允也会第一时间跑到案发现场,撕破喉咙力求保护犯罪现场的原因。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单纯的用脚办案肯定是不行的。例如小镇警察朴警官,在影片最开始就表示,自己可以通过本能和灵感来侦破案件,用自己鹰一样的双眼对视犯罪嫌疑人即能确认正误。现实中的确很多老警察,通过长期的经验,掌握着大量犯罪人的行为习惯和面部表情特征,从而很容易在人群中确认哪些人更有嫌疑。这在案件的最初的日常排查中功效显著,但是,以此作为确认犯罪嫌疑人的关键标准,实在有些扑朔迷离和随心所欲。这不比影片后来朴警官找到女巫断案先进多少。
总之,用脚办案和用脑办案实质上都是一种形式体现,但本质上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博弈。两者要在相互制约相互配合中达成默契。过分追求实体正义而忽略程序正义,则会造成“宁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的丑态;过分追求程序正义而忽视实体正义,则会有矫枉过正纵然犯罪的嫌疑。
相信导演一定是精心选择了三名被调查对象,并安排他们按照次序依次出场,而这其中极赋深意。奉俊昊导演的电影的特点就在于,看似在使用有悖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十分异常的情景,实则细细品味每一帧镜头都与我们息息相关。因此,当我们看这部电影时,我们可以不必以上帝的视角进行赏鉴,而是放下身段极具代入感的体验。不妨就从“假如是我”开始,你会发现每个角色的设置,及其背后反映的内涵,都令我们心头一颤。下面,我会从影片中警察所调查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入手,阐述何以定罪。
目光聚焦一号嫌疑人,影片中小镇警察朴斗满最初仅仅凭借妻子在耳边所说大家以讹传讹的谣言,便瞬间断定有些智力障碍的白光昊为犯罪嫌疑人。抓获白光昊的关键证据即为,朴警官妻子所说一个老太婆目睹案发当晚白光昊曾经跟踪被害人香淑。在刑事案件中,这份证据属于传来证据,也属于间接证据。传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证明力本身就是低于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的。并且,单一的传来证据、间接证据也不足以定罪。
因此,这也成了为什么朴警官一再纵容其助理刑讯逼供拳打脚踢白光昊的原因。朴警官希望通过拿下白光昊的口供作为突破口,甚至不惜伪造证据、循循诱供智力低下的白光昊。甚至,完全无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白光昊因为小时候曾被人用火烧过脸部和手部,手部不能完全伸展开,也没有什么拿东西的力量。好在这一足以完全排除白光昊为嫌疑人的关键细节,则被汉城警察捕捉到了。此外,更为戏剧的情节是,屈打成招的白光昊所吐露的犯罪细节,实为其真实所见。而白光昊的身份也由此立即升级为目击证人。明明是好身份,才是在司法的暴力操作下,却变成了犯罪者,实在讽刺。
此处,警察企图屈打成招一个智力不健全者,体现了,当司法程序不正义时,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个傻子。纵使我们满腹委屈,但是在司法的“暴力”面前,我们百口莫辩,活活像一个傻子一样,只能沦落到成为替罪羔羊。我想,这也是导演选择一个傻子作为第一个嫌疑人的第一层映射。
目光聚焦二号嫌疑人矿工男,因为其回到案发现场手淫,小镇警察朴斗满则认定矿工男为犯罪嫌疑人。不难想象,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刑讯逼供的老路子,最后,矿工不得不开始按照警察的意愿描述所谓的案发经过和心理过程。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道德伦理等因素完全不能作为认定犯罪人的标准,在刑事案件中,此种证据被称为品格证据。品格证据是指用以证明一个人品德、品行好坏的证据。通常情况下,绝大多数国家都确立了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即一个人的名声好坏、道德高下,与其是否实施了某一犯罪行为没有关联性。
此处,就是导演选择一个品格有缺憾的人作为嫌疑人的第二层深意。当司法程序不正义时,是否有人会因为平时的口碑不好、性情猥琐而付出更大的代价。在破获刑事案件时,我们要惩罚道德缺憾的人,还是触犯刑法的人呢?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可见,法律具有远比道德更大的包容力和谦抑性。一个人可以因有违公序良俗的行为而受到道德和舆论的谴责,但这并不代表着他无恶不作。任何人,包括道德有缺陷的人,都应当被司法正义所保护,他们没有义务为别人的罪账买单。
目光聚焦三号嫌疑人点播男朴兴圭。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抓捕和审讯的主角从小镇警察变成了汉城警察。因此,认定嫌疑人的证据略微丰富且显得更有条理。
首先,最早发现线索的是小镇女警,她发现,朴兴圭每次雨天都会点播一首《悲伤情歌》,而这与凶手的案发时间完全一致。凶手每次都是在雨天进行行凶,而多次作案时间与朴兴圭多次所点播的《悲伤情歌》都处于相同时间段。其次,据连环杀人案的唯一幸存者称,凶手的手非常细腻,像女人的手一样。这一细节也是排除二号嫌疑人的关键证言。第三,连环杀人案是在朴兴圭来镇上工作之后开始发生的,在朴兴圭来之前从未有过,在其来之后,类似作案手段的强奸杀人案频频发生。
以上就是汉城警察认定朴兴圭作为嫌疑人之最的全部证据。汉城警察与小镇警察一起,运用大量的逻辑推理,分析多次案件的作案时间、作案模式以及凶手的身体特征等,最终找到了符合所有测写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警察们欣喜若狂的同时,我们先冷静地反观一下这些证据。上述三个证据,皆属于间接证据,虽然相互有一定效力的补强作用,但是无法形成封闭的证据链条。疑点重重,经不起推敲。
假如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在凶手作案时重复的向电台点播了同一首歌,他就是和凶手的手一样如女人般细腻,他就有罪了么?假如就是有这么巧合的一个人,他何罪之有?生活在大数据时代的我们,习惯了享受概率学的福利,可是,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世界上也没有两个相同的嫌犯,真相只有一个。
好在导演巧妙地安排了DNA鉴定结果为案发现场提取的精子的DNA与朴兴圭不匹配,最终渗透出司法正义的一缕光芒。这是导演的第三层深意。
随着三个犯罪嫌疑人都被证伪,警察们的破案也随即宣告失败。当警察们受到一次次挫败时,司法的光辉也在他们的眼中暗淡了下来。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采用合法合理的司法手段不足以及时有效找到并抓捕犯罪人时,我们该怎么办呢?
当第一个犯罪人被证无罪时,小镇警察是崩溃的。当第二个犯罪人又被汉城警察证明无罪时,小镇警察已经开始恼羞成怒,不停地殴打汉城警察,甚至感觉到汉城警察是专门来和自己作对的。小镇的警察局局长看到两名警察在互殴,采取的方式也是一样暴力,用椅子砸向两名警察。此处再次看出,小镇警察内部的以暴制暴管理模式,几乎和用脚办案一样原始。
前两次的嫌疑人被证伪之后,也就是通过小镇警察的公力救济无果之后,小镇警察希望能通过打架的方式来说服或者说抵抗汉城警察对于自己办案的阻挠。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小镇警察的私力救济模式,就是通过伪造证据、说服同伴等方式破获案件。
不过,第三个犯罪嫌疑人被证无罪后,才是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的最大冲突点。第三个犯罪人与汉城警察的测写几乎完美契合,可以说是最完美的犯罪嫌疑人。无论是作案时机、作案手法、目击证人的描述等等,都完美相符。可是,最最重要的DNA证据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就在汉城警察看见DNA为不匹配时,他的矛盾情绪达到了顶峰。他举起枪,想要通过自己的私力救济方式结束这场噩梦般的屠杀。此时,却是小镇警察阻止了他。
可以看出,警察们也有自己内心的矛盾。按照合法程序无法破解的难题,我们是否能够用自己内心的自由心证处死我们认为完美符合的犯罪嫌疑人呢?警察人也有纠结,不过他们还是选择了终于法律程序。“任何人未经宣判,不为罪”。倘若警察也选择了私力救济,用自己的警用手枪枪决了嫌犯,那么,警察又和杀人犯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就算有百分之一的可能,警察就可能是杀死了无辜的人。
哈佛大学一堂叫做《正义》的公开课上,有讲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死去的人在生前自愿死后立即将自己健康的各器官捐献给需要移植的多个病人,最终救活了N个人,使他们获得了重生。那么,现在同样有一个健康的人,和N个需要移植器官才能存活的人,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杀死那个健康的人,从而救活剩下的N个人么?前面的案例和后面的案例有何不同呢?不同之处就在于,实现救济的方式不同。
在案件破获举步维进的时候,小镇警察朴斗满和小镇警察助理勇古在一个饭馆里面吃饭,这时候听到电视上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称从第一次出现奸杀事件至今已经有23个月了,警方仍无所获,并报道警察可能有刑讯逼供的情况。
听到媒体的报道,饭馆的其他民众就开始讨论。有人说,警察该死;有人说,这些警察都是愚蠢的杂种。
此时的小镇警察助理勇古,实在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委屈和憋闷。拿起酒瓶砸向电视,并且开始殴打吃饭的食客。
不过此时,第一个犯罪嫌疑人白光昊出现了,因为白光昊有些痴傻,看到勇古打人,就拿起旁边的木棍打向勇古的小腿。谁知,木棍上有一根铁钉,勇古就因为这跟锈迹斑斑的铁根得了破伤风,最后截断了小腿。
可以看出,影片是故意设计了这样的冲突矛盾。以暴制暴的勇古,最后的下场就是失去了一条腿。这里也暗示了,警察刑讯逼供的恶果。“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那么,作为那些被勇古所殴打的食客呢?这些食客的辱骂,并不会对推动案件侦破有一丝丝的帮助,反而会给警方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现实中,民众的热议,民愤的宣泄,还会对本来事实不清尚在侦查期间的案件蒙上一层道德的绑架。民众的提前介入和对案件的过早预判,可能会干预、误导甚至绑架司法人员的正确办案。
“法律应当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无论是警察侦查人员、司法办案人员、公众媒体还是民众,都需要信仰法律的力量。遮蔽光辉的任何一道云,都可能是正义普照下的污点。司法的正义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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