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国家公祭日反思：当年南京城为何没守住？

重磅‖国家公祭日反思：当年南京城为何没守住？

●李根萍

寒风凄厉，警报骤响，全城默哀，心静沉痛。今天是侵华日军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81周年，也是第5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今天南京太挤，30万冤魂要回家！

今天金陵太悲，四处纸钱在乱飞！

今天长江呜咽，不堪回忆悲惨史！

今天青山垂泪，屠城一幕永难忘！

身为军人的我，每当今日心情十分沉痛，因为驻守的六朝古都南京的城墙、城门、巷口、古树、江边、碉堡等，依然留存日本侵略者的弹痕刀迹，伤口至今裸露，时时隐隐作痛。日军杀人时狰狞的面孔，永世难以忘记。

81年过去了，常有人问我，当年国民党集结近12万部队，为何未守住南京城呢？谁该为死去的冤魂负责呢？

打开尘封的记忆，翻动这一页页屈辱的历史，不禁扼腕叹息，国家积贫积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强大的国防，领土迟早会被强盗占领，财富也会被掠夺，人的生命更会如草芥，随意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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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破，最首要的是国家意志不坚决所致。这是打赢一场战争的关键因素。

南京保卫战是在淞沪会战失败后进行的。当时最高统帅部的抵抗意志并不坚决，即便是蒋介石本人，也同样认为“南京孤城不能守”。李宗仁、陈诚等人都认为应该放弃，因为南京城实在是守不住。

可出于政治如外交、民心等层面的考虑，蒋介石最终决定坚守南京。他主要是出于这些方面考虑：要“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有所交代，毕竟南京是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对国内人心的影响也很大，守南京方足以表现我们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南京轻易失守的话有碍体面；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守南京可以牵制敌人兵力，而使其他部队得有喘息和整补的机会；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当时蒋介石还期望，南京能坚守3个月乃至1年，现在想想真有些可笑。

谁来担任守城总指挥呢？军事委员会警卫执行部主任唐生智站了出来，愿意与城共存亡。他并非临危受命，而是想以此捞点政治资本，借机要回军权重掌部队，引起蒋的重视。显然，无论是动机，还是才能，唐生智是无法扛大任，救国家于危难之时。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蒋介石也知唐之意，但他看穿不拆穿，看破不识破，城总得要有人来守，何况是个危险差事，既然他想守就顺驴推磨，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调配近12万部队让他统领。

黑云压城城欲摧。这个时候，蒋介石没有伟人毛泽东“敌军围困万重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胆识谋略，仍犹豫不决，不是召集军中高参，从战略和战术上研究南京保卫战，仍寄希望于布鲁塞尔会议，希望能够利用《九国公约》来制裁日本，认为如果能赢得此结果，则南京可保无虞。然而美国不承认“支那事变”是战争，坚持“不介入”政策，英国也没有对日本采取敌对的立场，最终“九国公约会议已消极无结果”。接着，他又希望利用托德曼调停作为缓兵之计，迟滞日军在战场上的攻势，争取时间整顿后方以利再战。然而陶德曼的调停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最终，蒋不得不寄望于靠苏联援华和“出兵攻倭”战胜日本，斯大林回电拒绝，蒋介石这才丢掉幻想，面对现实。显然在决策、军队布防、人员后撤等方面，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蒋负有不可推卸之罪责。淞沪会战也是他犹豫不决，寄希望于他国调停，结果贻误战机，导致会战失败，让国门又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没有比较，不知差距。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我们也打了一场不对称的朝鲜战争，对手是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的“联合国军”，武装到牙齿。而我们的国家意志坚如磐石，不可撼动，令敌胆寒。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伟人号令一出，上下同心，举国联动，援助物资源源不断送往前线。“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志愿军战士明白为谁而战，背后有强大的祖国支持，激发出了人最大的潜能。“敌人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道出了赢得战争的根本所在。

而南京保卫战最缺少的就是“气”。最高层因没有死守南京之坚强决心，当时指挥机构都已转移到了中部地区的武汉。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兵的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甚至产生了迷茫，哪还有必不可少的气。

当年莫斯科保卫战与南京保卫战有些类似，面临的都是强敌入侵，首都岌岌可危。可完全不同的是，斯大林和苏联高层意志坚定，尽管德军兵临城下，可红场上依然在阅兵。官兵的士气高涨，因为他们明白：俄国虽大，身后就是莫斯科，我们无路可退。

2

凡守城者，外有必救之兵，内有必守之地。进退有据，补给有方。将士用命，上下一心。守险不守陴，守外不守内。

今天梳理一下，以上各条，南京保卫战中一条都不具备。

南京保卫战从12月1日开打到结束，无不显示出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在组织和指挥上的混乱。

政府组织混乱。政府早已料到南京无险可守，迟早沦陷，将首都南京重要的机器、物资和文物转移至大后方重庆。可还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的疏散和转移。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将几十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留守在城里，最终导致被屠杀、奸淫，政府是有逃脱不了的罪责。

八路军在抗战中，群众利益举头顶，老百姓的安危放首位，只要遇有敌情需要转移，无论冒多大的危险，每次都是先有序疏散和转移群众，甚至用鲜血和生命确保百姓的安全撤离，一个都不落下。这就是赢得民心和民意的根本所在。正因为如此，老百姓才会发自内心的将“最后一碗米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件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子送到战场上”！

军队集结混乱。为应对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将在淞沪会战中担任掩护撤退任务部队调到南京周边，稍加修整后投入作战，另还东拼西凑几万部队，且多残缺不全，新兵多，这样的部队显然难扛守城之重任。

——工事作用不大。南京城内外虽有很多防护永久工事，可这些工事正面过广，与兵力不相称，临时土工兴筑不多，新兵又不知利用，以致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守军在缺少防御工事的情况下，只能利用城墙与日军对抗。城墙在冷兵器时代确实很有作用，但是面对近现代化的日军，城墙的效能实际不大。

——兵力部署犯错。南京守军在战斗部署中不够严谨，自己正面的防御力量很强，但侧后方很薄弱，使日军轻易就可突破。

——部队缺乏协同。因守城部队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原本分属不同的派系和地域，相互之间“缺乏互信观念，无独立作战精神，往往道听或悬揣友军情况之不利而自乱其作战步骤，很难协同作战，造成处处被动挨打。

——高层指挥不力。唐生智这个临危受命的司令长官，与蒋之间早有嫌隙，故以蒋介石嫡系部队为主的南京卫戍部队基本不受唐生智节制。直到12月7日蒋介石飞离，南京保卫战的实际指挥权都始终是在蒋的手中。守城原则，守外不守内，而蒋在安徽和浙江的外线，根本没重兵阻击敌人，更无兵策应和支援南京，这是守城之大忌。广德失守后，日军逆向南京右侧背迂回，使南京守军处于“三面被围，背水一战”的不利地位。唐生智在组织指挥上采取消极防御，使守军缺乏灵活地打击敌人的战术，白白丧失居多战机。

——上下军令不畅。唐生智对于各部队状况了解也非常有限，且在各部队中高级指挥官中没有权威，遂出现“各级指挥官对上级命令不重视，尤其不按指定之时间履行任务”之弊端。12月11日中午，蒋介石给唐生智下达撤退命令，命令主力部队突破正面之敌，向宣城、浙江省西部集结，不能正面突破的部队，依次渡江向徐州等地集结，胡宗南的第一军已经在浦口附近接应渡江。然而，直到第二天下午五点战局恶化，唐生智才最终决定要撤退突围，至于为何唐生智会将下达撤退命令拖延了一整天，至今还没有可靠的解释。这一天的时间差是致命的，使得国军失去了统一部署实施突围计划的时机。

——交通运力不足。国民政府因仓促“迁都”重庆，征集了600辆汽车和220余只民船。时任南京市长马超俊曾专电交通部，希望“西迁各船抵达后，即续回迁送难民。”但直到南京沦陷前，这些船只无一返回。南京三面被日军围困，只有水路可退。本来有两艘渡轮，每次可载七八百人，可唐生智为表明自己守城之决心，命令交通部长俞飞鹏将这两艘渡轮撤退到了汉口，仅在下关江边留有几艘小火轮，和二三百只民船，而这一错误的决定，最终让城里的百姓和军人无运输工具过江，连军队所需枪支弹药支援也困难，等于自断退路。如此糟糕的守城局面，历史上实属罕见。

3

守城之要务是壮士用命，上下一心。可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还分中央军和地方军，亲疏有别，装备不一，军心涣散，难以同心。

负责守卫南京的部队是12万，而日军的围城部队是17万，从兵力上，中国方面不占优势，两军在装备上的差别也大。当时负责守卫南京的军队装备，蒋介石的中央军还好，有为数不多的重武器，而那些地方部队甚至有的还在使用火绳枪。只有轻重机枪的数量少得可怜，火炮等重武器更是想也不要想。电视剧《川军出川》中，部队官兵穿着草鞋和单衣参加淞沪会战，路上和战时很难得到政府补充，只能在战场上缴获。

而日军装备先进多了，在速射武器、重武器方面是中央军的三倍以上，地方部队与日军的差距更大。加上制空权和制江权全部丧失，守城部队根本没有什么优势。

一寸山河一寸血，敢舍性命杀东洋。南京保卫战中，涌现出了许多有血性、敢拼命的将士，在外围阵地，还有中山门、光华门、太平门和紫金山等战斗中，给予日军沉重地打击，有的阵地还反复争夺，造成了日军大量伤亡。但因整个守城部队没有很好的配合，加之高层指挥失误，终难以扭转败局。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南京保卫战，政府没有很好地激发起民众守城保家卫国的热情，以至出现前线伤员得不到及时施救，弹药也无人送上前线。如果形成十万民众十万兵，人人救伤员，个个送弹药，想必日军是不能轻易进城的。

清代名将左宗棠认为“打仗以胆气为贵”。军人没有血性，纵使装备优良，也是一群待宰的羔羊，狭路相逢，敢于亮剑，哪怕是死，也要让对手胆寒。

南京破城后，城里还有这五六万部队，本可以有序地组织巷战，以营和连为单位，依托城里的楼房、建筑、巷子、护城河和山岭阻击迟滞敌人，完全可消灭敌人更多的有生力量，打击其嚣张气焰。可这个志大才疏、打仗平庸的唐司令，根本没有考虑这些，身边也无高参建议，让日军轻而易举就进城了。

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其12月13日日记里记载：“我们还没有发动攻击，敌军已无心恋战，过来投降。我们未费一枪一弹便解除了几千人的武装。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个兵营，不料竟有一万多人。”

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东史郎在其战地日记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大约七千俘虏被解除了武装，坐在田里。他们的长官扔下他们逃跑了，只留下一个大尉军医。……如此之多的兵力一定有相当数量的军官，但他们却一个也没留下，全狡猾地溜掉了，这实在不得不令人佩服。”

几万军人轻易放弃抵抗，甘当日军的俘虏，最终被日军全部屠杀、活埋，真的令人可悲。要知道，如果这几万军人誓死不投降，血战到底，与鬼子拼刺刀，都不会这么简单地被日军枪杀，将城池拱手让给鬼子。

4

最为痛心的是，国民政府起始就定下短期守城，作为守城之最高长官，事先一定要留好后撤之路，可是在最后撤退时，许多官兵没有牺牲在战场上，而是葬身在长江冰冷的江水里，无不令人扼腕叹息。

到12月12日时，古城南京即将沦陷。可就在这关键时刻，这位一直高调宣称要和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却做出了最拙劣的表演：在12日下午5时的军事会议上下达命令，各部队长官，如果已经无法掌握部队，就和他一起过江。

唐生智这一“仗义”，后果严重：好多国民党军官连部下都没通知，扔下队伍撒丫子就跑了，整个南京守军成了没头的苍蝇，顿时陷入到恐怖的混乱里，之前准备和日军血战到底的好些部队，竟为了争夺撤退的船只而自相残杀起来。

特别是宋希濂的七十八军，保卫南京时就上了一个团，跑的时候却先弄好了船只，一口气跑出五千多人不说，过后还把船只烧毁，断了友军的生路。更有好些士兵干脆抛弃了枪支逃命，逃到江边才发现没船，不顾一切渡水，结果被茫茫江水吞没！

至于唐生智呢，他倒是轻松，直接坐上提前为自己预留的小汽轮逃跑。而且更恶劣的是，因为跑得太着急，他竟没给江北部队下撤退命令，可怜那些士兵们依然怀着保卫南京的信念浴血奋战，给他逃跑打了掩护。

唐生智这个可笑的“唐跑跑”，最后狼狈跑到临淮关，才给蒋介石发电报：仅自己身边五百多人，就跑出一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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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国府首都南京沦陷，这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最黑暗的时刻，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两个屠夫的指挥下，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30万同胞惨遭杀戮。

在凄厉的警报声中，感慨颇多，当今很多人真的以为岁月一片静好，世界和平而安宁，却不知道战争从来都不曾远离我们。有的人甚至认为，天下太平，军队存不存在都无所谓，和平时期的军人没多大的价值。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其实，任何一个分析国际政治的人都知道：战争从来就不曾远离过我们，战争随时都可能发生。所谓的和平永远是短暂的，可以这样说，和平只不过是两个战争的间歇期。今天的叙利亚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会沦为任人宰割、欺凌的羔羊！

熟悉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世界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

中华民族是一个经历过深重苦难的民族，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今天的和平不是凭空而来的，我们每个人在感叹岁月静好的时候，一定要居安思危，不能再那么浑浑噩噩的活着了，更不能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所谓岁月静好，是因为军人在高山之巅、大漠边关或大洋深处天天站岗执勤，时时守护和平！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深的灾难，今天仍然阴魂不散，甚至还妄想否定侵华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分子不是少数人，而是从上到下大有人在，都在想为军国主义招魂，不时参拜靖国神社，甚至妄想修改宪法，成立真正的军队，我们不得不引起高度的重视。令人痛心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数典忘祖、毫无骨气的“精日分子”，穿日军服装在南京当年日军屠杀同胞的碉堡前照相显摆，有个叫田佳良的学生党员，竟张嘴闭嘴说“支那”，这样的人渣不用法律严惩，将来一有情况就会当汉奸，出卖祖国，当奴颜媚骨的哈巴狗，摇尾乞怜给鬼子带路。开除田佳良党籍学籍、拘留穿日军军服照相的“精日分子”，是对30万冤魂最好的告慰！

我最敬重一个城市——大连旅顺！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四天三夜的屠杀。如今每年都有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旅顺口旅游，但唯独看不到一个日本人，这是因为旅顺口禁止日本人进入，这也是全国唯一一个明文禁止日本人进入的地方。久而久之，旅顺人民养成了习惯，监督日本人，不让其进入旅顺！

今天警钟长鸣，反思教训，勿忘国耻，铭记苦难，悼念死者，决不能让悲剧再度重演！

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必须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有一种切肤之痛的警醒！

记住历史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去复仇，重要的是要从失败中真正的站起来。

我们当下急需做的，就是上下团结一心，支持国防建设，让自己真正强大起来，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