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乐》的作者究竟是谁？

《哀乐》的作者究竟是谁？

深情、悲壮，低沉、肃穆，甚至在一段时间，只要这凝重的声音缓缓响起，人们就知道有大人物去世了。《哀乐》就是以这种方式为人们耳熟能详的。2015年7月12日，著名音乐艺术家罗浪因病救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中国青年报》以《这一次，哀乐为他而奏》报道了他的去世 ：“六十多年来，它以凝重悲怆的旋律向逝去的国家领导人和百姓致哀。而这一次，它送别了它的改编者——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任团长、著名音乐家、指挥家罗浪先生。”

罗浪，原名罗南传，当代出色的音乐家和指挥家，新中国军乐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历任中央军委军乐团团长，中央广播乐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军乐学校校长。曾为《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等乐曲改编和配器。在开国大典上，罗浪任乐团及联合军乐团总指挥，被誉为我国演奏《国歌》的第一人。罗浪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至今，共创作歌曲200余首。

在当日的媒体报道中，一般都强调他是《哀乐》的改编者，甚至传出了他的子女将继承《哀乐》版权、收取使用费用的相关传闻。

在乐谱网输入《哀乐》查询，上面署

名的是——刘炽等人整理，罗浪编曲。

但是关于《哀乐》的创作者却并不是没有争议。同一支《哀乐》，知名不知名的“著作权人”竟有多种不同说法。

罗浪、刘炽、马可、杨戈……谁是作者

根据各方资料，现在可考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说法是，《哀乐》是抗战时期延安“鲁艺”的音乐工作者刘炽等人改编自陕北唢呐吹奏的民间乐曲《凤凤铃》，这也是《哀乐》的第一次改编。对于此种说法，当年77岁的老音乐人罗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予了分析和肯定。

刘炽在《悲壮的旋律》一文中说：……我和张鲁、关鹤童在米脂县找到了当时负有盛名的唢呐艺人常毛儿，常毛儿是他的艺名。在米脂县一提起他，大人小孩没有人不知道的。就是这位民间艺术家教给我们《将军令》《大摆队》《柳生芽》《万年欢》等民间音乐。当常毛儿老师傅用唢呐给我们三人吹奏《凤凤铃》乐曲时，我们都被这悲壮的乐曲吸引住了。这乐曲的音乐极其丰富、深情、悲壮、博大，毫无消沉和哀怨，它给人们以希望和力量。记得当时一听，我们就被它深深地震撼了，刻在脑子里，再也忘不了啦。我们三人珍贵地把它带回了延安，带回了学院。不久，迎送成吉思汗灵柩，边区政府交给“鲁艺”一个任务，组织一个专业乐队，当时延安还没有一个专业乐队。只好由音乐部的研究生们临时凑合个小乐队……可是用什么音乐呢？我建议，就用唢呐《凤凤铃》吧，这首乐曲的深情、悲壮作为迎送灵柩时的音乐再合适不过了。在演奏时，通过集体商量和笛子的领奏，从旋律的结构、曲式的组织方面，对《凤凤铃》进行了加工、改造和丰富，这就形成了《哀乐》的雏形。紧接着，这支临时乐队又接到了迎送刘志丹灵柩的任务。一路上，我们在吹奏这支乐曲时，不断地对它进行着加工。这样，这支《哀乐》就更趋向较完整、较干净的乐曲形式了。在这两次迎送灵柩的演奏中，我被它感染，激动得不能自已。这支西北高原的乐曲，它蕴涵着中国人民博大而深沉的感情，时时缠绕在我这个年轻作曲家的心中。从中国人的习惯来欣赏它，我认为它比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的第三章还要感人，还要深刻，还要悲壮。尤其是此曲的后半段，简直在震人心弦，呼唤着人们灵魂深处的感情。(《悲壮的旋律》一文见1990年7月19日《光明日报》)

刘炽，原名刘德荫，陕西西安人，幼年一直和表哥赵庚辰随民间艺人学习西安鼓乐。1955年，刘炽为电影《上甘岭》作曲时，曾把《哀乐》改编成用双管的管弦乐队演奏。而且《哀乐》中的一部分听起来也与秦腔中的哭腔有些许关联。

第二种说法是，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在悲痛中交给边区文艺工作者一个任务——迅速创作一首葬礼音乐，用于刘志丹追悼会。于是，当时与刘炽同在“鲁艺”工作的马可与延安音乐工作者迅速搜集素材，最后结合陕北民歌《绣荷包》与《珍珠倒卷帘》的主旋律，改编创作了凄楚动人的管乐曲《公祭刘志丹》，也就是沿用至今的《哀乐》。

第三种说法认为，《哀乐》是总政军乐团首任团长罗浪根据北方一首民间吹打乐曲改编而成的。余戈在《〈哀乐〉轶闻》一文中说：……据介绍，这首《哀乐》源自流传于华北地区的一支民间唢呐曲，他(指罗浪)与张非，徐曙三人于1945年在晋察冀根据地采得。当时罗浪等三人皆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所属的抗敌剧社音乐队骨干成员，罗本人担任指挥兼作曲。这一时期，音乐队来了个绰号“喇叭转”的民间唢呐艺人，此人为保定人氏，能同时吹奏数把唢呐，玩出种种花样，演出时颇受群众欢迎。在“喇叭转”演奏的曲目中，有一支婉转凄切的曲子，据“喇叭转”本人说是专用于红白喜事。快节拍吹奏显得热闹，用于婚事；慢节拍吹奏转为哀婉，用于丧事。且用于丧事居多。对此，罗浪等人颇感兴趣，便记下此曲乐谱。后来，罗浪了解到，在华北一带流行的戏曲，如秦腔、山西梆子、河北梆子均有此调，其中多出于名剧《黛玉葬花》。据说此曲原有四句歌词，后来遗失了。罗浪曾以戏曲《葬花词》中的四句“今日落花侬收藏，未知侬于何时丧。今侬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配唱此曲，颇觉合乎情韵。

此外，一篇名为《哀乐闲话》（见中国作家网）的文章又称《哀乐》的编曲者名叫扬戈。文章作者称，他自己系扬戈亲戚，虽未能见过扬戈，却听到过关于他的一些传说。此人也曾于延安“鲁艺”学习，流传至今的《哀乐》就是杨戈作曲，已被写入《赵县志》一书中。

他就此专程向扬戈的几位亲属及生前的挚友考证，他们的口气都十分坚定，认为《哀乐》确是扬戈编曲。

杨戈(1921-1981)，原名屈鄂生，河北赵县人。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西抗日决死队吕梁剧社社长，1940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毕业后任120师西北战斗剧社副社长、副政治指导员(指导员系杨戈的爱人杨瑛)、作曲兼指挥。解放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西北局计划局局长、陕西省科委主任等职。

经典是怎么被确定为公祭曲的？

众说纷纭，却无一不证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哀乐》是经过改编所得，那么这其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推广而成为人尽皆知的公祭曲呢？

据《天津日报》的一篇文章介绍，这支乐曲采回后，采集者根据其风格易名为《追悼曲》。在延安军民公祭刘志丹时，音乐工作者编配民乐谱，还填了歌词，临时命名为《公祭刘志丹》。此说法与刘炽的说法吻合，如属确切，这应该是《哀乐》第一次作为公祭曲使用。

如果说《哀乐》原曲的采集者尚存争议的话，那么此曲最终被正式确定为国家典礼音乐却功非罗浪莫属。

1949年9月，新中国即将诞生，为了庆祝开国盛典，时任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的

罗浪受命组建联合军乐团。大典用曲的选定，非同寻常，引起参加来“今雨轩会议”各受阅单位负责人开诚布公的讨论。有人援引国际范例，建议采用欧美典礼乐曲；有人摆出红场模式，主张借用苏联曲目；身为联合军乐团总领队的罗浪则力主选用解放区早已流行的中国革命乐曲。并呈阅兵总指挥部，后又上报中央政治局。

几天后，阅兵副总指挥聂荣臻通过电话，向下逐级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批示：“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及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以我为主”。事后罗浪得知，聂荣臻、杨成武为此事还与阅兵总指挥朱德司令专门磋商过。

随即罗浪兴奋地得知，他所呈送的典礼曲目几乎被全部圈定。其中有一支特别的乐曲，便是这首几经艺术加工而成的《哀乐》。这是《哀乐》首次在国家典礼仪式上被采用，自此一直沿用至今。（据《作者罗浪——邓小平追悼会上的演奏是最好的一次》，作者余戈）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发布讣告之前，首次完整将《哀乐》播放全国。此后该曲作为公祭典礼音乐被数次使用，如此不断推广开来。

《哀乐》来自于我们民族的土地

就此种种争论，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乔建中教授根据当代著名作曲家张鲁的回忆，这样说到：“1942年初，受陕甘宁边区政府委托、鲁迅艺术学院的委派，‘鲁艺’一行9人出发去绥德、米脂、佳县一带慰问保卫边区、保卫河防的将士们。另外，大家还担负着一个任务，即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收集民间音乐。当时安波、刘炽、马可、关鹤童和张鲁，一边采集民间音乐，一边演出，到前方慰问。演出结束，大家来到了米脂果印斗区常石畔村，当地人向他们推荐了著名唢呐民间艺术家常毛儿，当地老乡表示，他稳坐米脂县吹手的第一把交椅。从他这里收集了三十多个曲牌，尤其令人动情的是那首丧礼用乐曲，于是就记下了这首乐曲的谱子。

◎2009年9月12日，90岁的罗浪再回联合军乐团进行现场指挥。

最终能形成现在我们听到的《哀乐》，乔建中表示：“《哀乐》来自陕北唢呐音乐，累积了民间艺术的情绪表达。我们的音乐家听到后记录下来，改编成现在的样子。罗浪做的配器和改编，对其贡献是非常大的。”

《哀乐》让人一听就有种想哭的冲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对此，记者采访到了国家一级作曲、陕西音乐家协会理事崔炳元，他对于《哀乐》本身给予了极大的赞誉：“第一，如果你了解后就会发现，《哀乐》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绝大部分陕北民歌都有悲怆的因素，因为常年在艰苦环境中生活，人们一直在尝试着苦中作乐，但是却没办法分离其中的悲伤。第二，这首管乐编配得非常好，结构严谨、曲调突出悲伤和悲壮感，圆号和单簧管的音色更显冷峻。整个演奏过程给人一种哽咽感，好像是所有参加葬礼人的一种情绪的宣泄。之前我听说过，有几次在人大代表会议上有人提议改编《哀乐》的曲调，但是后来研究发现它是不能再改编了。因为它已经做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非常符合人们在那时、那刻，那种心情。第三，它不小气，不是小媳妇上坟式的哽咽，它所呈现的是一个民族对某一个人的悲痛悼念，体现出悲壮之感。即使是哀乐，它所传达的也是一种皇宫大礼式的哀乐。”

七十年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伟人去世举行葬礼时，都曾使用了这首曲子。作为丧祭音乐，至今它在全国各大殡仪馆每天约有200万的使用率。

由此可见，《哀乐》应该像《东方红》等多数后来标示为民歌的改编作品一样，它取材于陕北民歌，又经过不少专业音乐工作者改编，且与地方戏曲有着一定渊源。其历史之久、流传地域之广，恐音乐史专家亦难以确切考证。

对此，生前罗浪的分析颇具情理：“说到底，这支曲子来自于我们民族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