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庸之妻》：残酷现实下，一对夫妻的反抗，太宰治的自我救赎

《维庸之妻》是太宰治后期的小说，相对于《斜阳》和《人间失格》来说，它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高，但却是太宰治战后作品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小说创作于1947年，在这段时期，太宰治亲眼目睹了战争前后日本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价值体系的崩溃，使得太宰治出现强烈的罪意识和自我毁灭倾向，一改创作中期的乐观、明快，转而描写颓废堕落的国民生活，因而他笔下诞生了大量的边缘人，品行不良的作家，落魄的贵族，近乎无赖的诗人，宁为人生的失败者也不愿面对现实的残酷斗争。

但这种对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价值进行否定的背后，实质上是对现实的反抗与社会革新的意识，对自我救赎的追求，并非一味的沉沦。所以在太宰治的笔下，既有懦弱堕落的男性主人公，也有坚韧强大的女性角色，如同在废墟中生长出的嫩草，在一片颓败中夹杂着希望。

《维荣之妻》剧照

一、大谷的反抗：从优渥的环境中脱离，不断堕落，成为社会的边缘人。

大谷先生一出场就是“偷窃者”的形象，在椿屋老板夫妇找上门后不但没有悔意反而拿着刀攻击椿屋老板，攻击不成后夺门而逃，全然不顾及妻子和病弱的孩子。

但是在椿屋老板的叙述中，年轻时期的大谷先生却如同另一个人：贵族出身，受过高等教育且才华横溢，出了十几本书，虽然年轻，却是日本第一的诗人。年轻有为，又有家族支撑，可以说前途似锦。

转折点在二战结束前后，大谷第一次被陪酒女阿秋带到椿屋喝酒，给椿屋老板的印象是安静而文雅，不难看出在那个时候，大谷仍然是生活在正常的社会价值观下，言行举止都与自己的社会地位相符合。

随着战争结束，大谷的行为越来越荒诞，暗示着日本道德价值体系的迅速崩溃。

《维荣之妻》片段

从第二次到椿屋喝酒，给了老板一笔不菲的酒资之后，整整三年，再也没有自己付过钱。要么是靠与自己一同喝酒的情人付钱，要么是诓骗自己认识的记者付钱，甚至是在大轰炸时直接冲到店里喝完酒之后再逃走。

行为放荡，说话粗俗，与同行的记者打架，乃至后来，以老板的黑市买卖做威胁，大摇大摆地喝酒不付钱，甚至当着老板的面抢走他们辛苦借来的5000日元，还想持刀伤人。

对于自己的家庭，大谷也处在逃避状态，对妻儿不管不问。以至于孩子生病后只能躺在母亲怀里，看医生的钱都没有，如果没有大谷出版社朋友的不时接济，母子两人的生活都难以为继。

而在妻子承担下债务之后，大谷继续堕落，过着飘荡的生活，对传统价值观不屑一顾，否定自我，流露出自我毁灭的意识。

“工作什么的，根本就微不足道，既不存在杰作，也不存在废品”

“我死了的话，对众人都有好处，真的，可我却总死不掉。”

太宰治以“私小说”的形式塑造了在女性视角下，从对现实生活恐惧，到生而为人的负罪感，因抓不到生活的意义而堕落颓废的男性形象。揭示了日本战败后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价值体系崩溃的现实。

二战时期日本国民大众的思想都以“效忠天皇”为行为准则，几乎完全接受天皇崇拜和信仰的制约，二战后，该价值体系迅速瓦解，整个社会的精神价值观念完全失去了其主体性和核心骨，国民的心理陷入了虚无状态，社会整体的精神状态步入颓废堕落的泥潭。

大谷的颓废堕落既是太宰治的真实心路，也是日本战后国民生活的缩影。

《维荣之妻》剧照

二、阿早的反抗：从贤惠知礼的家庭主妇到打破传统的“椿屋阿早”

整篇小说中，阿早有三次直对日本传统的反抗。

1、少女时期，隐瞒父亲，私会大谷，并怀上孩子。

没有入籍就跟着大谷生活，虽有夫妻之实却无夫妻之名，阿早只是与大谷成为形式上的夫妻，拥有众人口中“大谷太太”的称呼。

即使在昭和年代，女性意识逐步觉醒，但是女性未婚怀孕本身就是在对日本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抗，再加上她与大谷虽然在文中是夫妻，实质上却是情人的关系，也是对传统家庭观念的一种挑战。

《斜阳》的结尾，禾子选择独自一人生下与上原先生的孩子，并在给上原先生写的信中写道，“你和我都是牺牲者，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革命究竟在哪里进行呢？至少在我们的身边旧道德还是占据着统治地位，一点也没有变化，还在阻拦我们的去路。为所爱的人生一个孩子，并且把他养大，这是我道德革命的完成。”

与禾子有类似的境遇，但阿早的对旧道德的革命还没有彻底开始，她带着孩子安静地生活在小金井破败的房子中，承担着家庭主妇的角色，等待偶尔回家的丈夫大谷。

《维荣之妻》剧照

2、在大谷偷钱，被苦主追上门后，选择在酒馆做女招待替大谷还钱。

送走椿屋老板夫妇的第二天，阿早带着孩子离开家，意识到世界已经变化，新的世界早已到来，看到印有《弗朗索瓦·维庸》的标题和丈夫名字的海报时，阿早终于明白丈夫的堕落是对现实的抵抗，现在她也将付出自己的行动。

在决定为丈夫还钱后，阿早开始融入到椿屋酒馆的环境中，成为一名社会地位低下的陪酒女招待，忍受客人的调戏和非议，但靠着熟练的聊天技巧，阿早有了自己的收入，也拥有了代表独立个人的新称呼“椿屋的阿早”。

而她与大谷的关系也逐渐倾斜颠倒，从阿早一开始在家中无望的等待丈夫，到丈夫主动去酒馆中与阿早相会，偶尔一同回家。两者关系的转变也是阿早的又一次反抗，抛弃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和传统伦理道德上对女子的约束。

《维荣之妻》剧照

3、被客人玷污后，像往常一样收拾好继续到椿屋工作。

“不光是店里的客人，我甚至觉得那些走在路上的人，在背地里都无一例外地背负着某种阴暗的罪行。”

进入椿屋酒馆工作后，阿早发现更多人性的阴暗面，看到社会一角的腐烂堕落，为了钱，衣着华丽的太太会卖假酒，而椿屋老板娘会贪便宜上当。因为相信客人，阿早毫无防备地将人带进家里，结果被客人玷污。

虽然刚刚经历不幸，但阿早表面上依然如往常一样，一方面是她已经自我觉醒，认识到社会的罪恶。另一方面，她已经逐步将自己从旧道德观念中对女子的束缚里挣脱出来。

因而她在明白自己无法保护自己的时候，果断舍弃了曾经作为“家”的住处，选择给予了她新生的酒馆落脚，反而丈夫大谷听到她的决定时沉默了一会儿。

阿早对日本传统的三次反抗行为，象征着她对旧道德革命的一步步深入，与丈夫企图以彻底的自我毁灭来作为了结不同，阿早虽然也在生活中沉沦，但是比丈夫表现出了更多的坚韧和永不妥协。

《维荣之妻》剧照

三、大谷夫妻对现实的反抗，是太宰治的内心剖白和自我救赎

面对战后日本社会混乱，经济衰退的现状，坂口安吾在《堕落论》中说，“生存、堕落，除此之外没有可以挽救人的途径，不是一味战败而要堕落，而是因为是人而要堕落，因为我们活着而要堕落，必须彻底地堕落，才能发现自己，使自己得到救赎”。

太宰治借由这种堕落，不断反省自己曾经的罪过，认为只有反省了自身的罪才能体会到爱的真谛，最终获得救赎。这种思想融入到作品中时，我们不难发现，《维庸之妻》中出现的男主人公大谷就是太宰治借他人之眼观察到的自己。

1939年，太宰治与石原美知子结婚，平静幸福的生活让太宰治告别了颓废灰暗的过去，放下对芥川奖的执念，在妻子的帮助下，太宰治的创作情绪变得明快向上。但是随着1945年日本战败的消息传入，日本国民对战争期间树立的伦理道德的信任摇摇欲坠，而太宰治认为，所有的国民都参与到了战争中，应该认识到自己的罪恶。

所以太宰治笔下的大谷，在动荡的社会局势中，对现实产生恐惧和不安，流连于酒馆和女人之间，欺骗朋友，抛弃家人，在堕落虚无的生活中失去自我，没有承担属于自己的家庭责任、社会责任。面对残酷的现实，大谷从对社会价值体系的否定，发展到觉得自己不应该活在世，产生毁灭自我的意识。

与大谷对立的是被生活一再打击后更加坚强的妻子阿早，阿早从传统家庭中走出来，承担起丈夫带来的债务，身上的革命性逐渐显现，走上了与大谷不同的道路。因而她能够体会到残酷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简单的幸福与爱，说出“我现在觉得我好幸福”这样的话，获得自我的救赎。

在阿早身上，太宰治表现出了更多的希望，大谷对阿早的依赖，也是他对自我救赎的渴望。而最终太宰治借由《人间失格》中酒馆老板娘的话获得了对自我的救赎。

“我认识的小叶，个性率真，为人机灵，只要他不喝酒的话……不，就算是喝了酒，他也是个像神一样的好孩子。”

结语

太宰治日本战后的作品里，表面上是灰败的世界，人性的阴暗和道德沦丧，但实际上是对爱和自由的追求，这种情感隐藏在字里行间，所以在《维庸之妻》中阿早感受到转瞬即逝的美好，《斜阳》中禾子决定与旧道德战斗到底，《人间失格》中大庭叶藏被评价为像个神一样的好孩子。似乎太宰治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对于我们来说，面对残酷的现实，重要的不是以毁灭自我来得到救赎，而是从对抗现实中获得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