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始末：陈济棠为何敢公开反蒋？只因道士说他家出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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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事变后，蒋介石着力于分化西南各派，以便于中央控制。

而两广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虽然只是个空架子，却是西南各派半独立的保护伞。

两广间尽管有矛盾，但为防备蒋介石也都致维护这套组织，致使蒋介石多次想取消它都未能如愿。

1、纷争中的两广局面

蒋汪合流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两广与南京间的权力之争在不断发生变化。

他们越来越感到只有顺应全国潮流，以改革南京中央的内政外交，抨击蒋汪对日妥协相号召，与南京周旋，才能保全地位。

不过两广情况复杂，同床异梦，多年来未能形成统一的力量。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在国民党中有政治威望，两广实力派要与南京中央相抗衡，只能推崇胡汉民。

“九一八”之后，胡汉民在与蒋汪的权力之争中，逐步觉察到南京政府不得人心的根源在于内政独裁，外交丧权辱国，所以他多次与南京论争，始终抓住这两个问题不放。

这不仅在国民党内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有利于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的开展。两广实力派着重考虑如何保住实力与地盘。

胡汉民等希望借助两广实力对南京采取强硬手段，但实力派却一直抱着模棱两可的态度。

陈济棠与桂系争夺也很激烈，但他不敢与桂系闹翻。桂系反蒋比陈济棠坚决，抗日的旗帜也较鲜明。李济深公开参加福建事变，李宗仁、白崇禧虽然不赞成这种反蒋方式，却赞赏他的斗争精神。

为了加强实力，桂系请过日本顾问，买过日本军火，但没有改变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立场，对蒋汪的抨击也越来越尖锐。两广间的这种不协调经常被蒋介石利用。

福建政府垮台后，蒋介石利诱陈济棠派兵入赣剿共，陈济棠派余汉谋驻赣南督师，为蒋介石效命。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陈济棠又组织人马参加了蒋介石对红军的追击战。

蒋介石以统一军事行动为名，派蒋伯诚坐镇广州，对陈济棠实行收买与监督，陈济棠得到不少实利。

他借机扩充了实力，修筑了军事工事，但总担心蒋介石会吞并他，所以仍然倚重元老派，继续与桂系联盟。

2、两广内部的嫌隙

李宗仁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名义常驻广州，拉住陈济棠，使他不致倒向南京，又在全国各地，联络国民党各派共同反对蒋汪的内外政策，以坚定陈济棠与蒋对抗的信心，而把广西的军政要务全权交给白崇禧处理。

当南京中央发起“团结统一运动”企图取消西南政委会时，元老派与桂系竭力拉住陈济棠，避免他单独与蒋介石妥协。但陈济棠却摇摇摆摆，不肯明确表态，致使元老派消极，胡汉民出国，萧佛成返回泰国，陈济棠与南京的关系又密切了。

国民党五大前后，桂系与元老派活动频繁，陈铭枢、李济深也在香港、广东、广西间积极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的严重注意。

五届一中全会后，胡汉民回国，原有北上晤蒋之意，但看到蒋介石没有接受自已政见的诚意，怕遭蒋暗算，便留在南方，桂系与元老派要求陈济棠共同反蒋，陈济棠只是口称“我一定反蒋”，但不见行动。

胡汉民回国，蒋要拉他入京，以取消西南的半独立组织，陈济棠与桂系都向胡汉民表示忠于他的政治主张，请其主持两广政局。胡汉民便又主持西南政委会，重申改革内政，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西南半独立状态得以继续维持。

日本广田内阁上台后，要求南京政府以实际行动承认广田三原则，南京政府表现软弱。西南政委会为此曾正式发表通电，抨击广田政府要挟中国，要求南京断然拒绝日本的要求，并反对秘密外交。

还在二月二十二日胡汉民便发表了长篇谈话，指出蒋汪的错误铸成了国家的空前危机，国民党五大后的政府依然面临着僵局。

他严肃批评正在进行的中日关系调整，郑重表示，在南京政府对口外交没有具体办法之前不与其合作。并称，中国对付日本侵略主要靠自己的力量，但欧美援助也必不可少。

3、国内的抗日局面

红军东渡黄河推动了全国抗日爱国斗争的发展，引起南京政府的恐慌。

蒋介石把主要力量放到了对山西、陕北的内战与镇压爱国运动方面了，对西南的控制有所放松。不过立法院正在修改宪法草案，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草案。

五月二日、三日，立法院通过了国民大会组织法与代表选举法。五月五日，公布了宪法草案。这些文件均为南京中央完成政治统一作了准备，西南各派为此而惴惴不安。

红军主动回师后，国民党中央军仍留在晋、陕剿共，蒋介石则再次作昆明、贵阳、长沙、成都之行，进一步羁縻四省，孤立两广。

所以，南京中央与两广的关系曾经稳定一时，但矛盾并未缓和。

有田就任日本外相后，日军在察哈尔加紧制造紧张局势，公开策动内蒙德王“独立”，在华北压迫宋哲元与其订立“防共协定“，加快了侵华步伐。

日军在天津广占房舍，充作军营，又新建兵营一所，从日本增调近万名士兵开到华北，准备将天津驻屯军扩展为日本华北驻屯军，给冀察政权造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

日本在武力保护下，向华北走私有恃无恐。关东军大量走私银元，扰乱金融。商品走私骤然猛增。原来只以白糖、人造丝、毛织品、卷烟、纸张为大宗。

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又增加了煤油、汽油、胶鞋、棉织布匹、苹果等物品。走私货物售价均低于正常贸易，致使天津市场货物堆积如山，破坏了正常交易。

以糖业为例，自一九三五年十月以来天津市面糖价受走私冲击，每包仅售十三元，而正常输入每包白糖关税就需十四元，就是将关税减低百分之五十亦无法与走私白糖竞争。冀察当局只得听之任之，南京政府也无可奈何。

这种虚弱的对日外交不仅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也受到西南政委会的猛烈抨击。

4、胡汉民逝世前后

胡汉民逝世是两广与中央关系变化的转折点。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胡汉民因患脑溢血症逝世于广州颙园，卒年五十八岁。

临终留下一份既反对南京中央的执政方针，又坚持剿共的遗嘱。

胡汉民去世，两广失去了政治领袖，南京中央认为取消西南半独立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两广诸领袖急需谋求政治出路。

这样一来，随着胡汉民谢世消息的传出，各种议论便纷纷而起。

其时，蒋介石正在召开十省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以整顿地方机关，有效地行使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权。

国民党中常会于五月十八日召开临时会议，专题讨论了隆重追悼胡汉民的各项指示，决定派居正、许崇智、孙科、叶楚伧、李文范、傅秉常、褚民谊、朱家骅等八位代表，赴粤致祭并参加葬礼。

国民党中央所属各报及与南京中央关系密切各报都以悼念胡汉民为名，大肆喧扬全国统一于南京中央的主张。

上海《大公报》称：

“且以中国现状言之，国际环境困难至此，非有统一之政府，巩固之中央，欲求保持残喘，且不可得”。“吾人以为凡爱胡先生者，当知因胡先生之死而促进团结，则益增死者之光荣。因哲人殂谢，转添国家不安因素，则后死者将何以对此忠贞笃实之领袖？此吾人所愿唤起关系各方之注意者也”。

《时事新报》抓住胡汉民“党员唯一要义即为牺牲与义务”这句话大作文章。

要求两广以先生人格为法式，推牺牲与义务之精神，服从中央。这两家报纸准确地表达了蒋介石要说的话。

五月二十三日，南京八位代表到广州，在致祭期间居正、孙科、叶楚伧等分别于邹鲁、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晤商政局，转达中央主张。

五月二十五日，两广诸领袖召开会议，统一对政局的认识。当天下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与中央代表商谈“合作救亡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

然而外间纷纷传闻中央代表已向两广提出服从中央的五项要求，取消西南两机构是首要条件。这便引起陈济棠等人的极度不安。

5、算命引发的反蒋运动

陈济棠既有政治野心，却又缺乏足够的气量。

胡死后，他认为西南政治、军事领袖集于一身者非已莫属，野心倍增。

但又不知蒋介石的态度，不敢有所举动。为窥视蒋介石对两广的真实用心，乃派家兄陈维周去南京谒蒋。

蒋见陈维周来，便错误地沿用拉甲制乙的老办法，对陈优礼相加，热情款待，向他说明彻底解决两广问题的三项原则：

（1）彻底解决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

（2）驱逐萧佛成等元老离粤；

（3）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

在蒋介石看来陈济棠一定会接受这项广东火并广西的计谋。不料陈济棠对此却大吃一惊，他想蒋介石既然可以唆使他打广西，又何尝不会授意广西来打广东？

他认为乃兄带来的消息是蒋介石对西南的催命符，他要寻找一条自存之路。

陈济棠从政多参杂迷信观念。每当作重大政治决策时往往要问卜鬼神。为解脱这次蒋介石的致命威胁，他也从鬼神中找答案。

原来陈维周曾对广东花县洪秀全的祖坟作过堪舆推断，认为这块茔地本来有“风水”，但“龙穴”在洪氏祖坟之下。由于洪氏祖坟未葬在“龙穴”上，故洪秀全只做了半壁皇帝。

陈氏兄弟强行买下这块茔地，把他们母亲的遗骨葬于“龙穴”中，陈济棠便深信陈家必出“真命天子”。

但环顾陈氏兄弟中有此条件者唯有济棠一人，乃自信必有“飞天”之时。

陈维周向他鼓动说，蒋的“气数”已尽，断定他过不了民国二十五年这一关。陈维周又请了一个术士替乃兄弟占卜，谶语中有“机不可失”字样。陈济棠胡思乱想，把这些东西拉到一起，认定反蒋的时机不可失，决定与桂系联合起兵反蒋。

桂系对陈济棠的突然决定没有思想准备。但两广命运相关，而且全国抗日运动正在高涨，如果以抗日相号召两广联合行动，不失为保全地位的一计。

于是经过两广数度协商决定联合发起“六一运动”。

6、桂系支持的缘由

两广联合行动的酝酿说明，陈济棠的主观动机政治投机占主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发表后，中共通过白崇禧的参议刘仲容向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宣传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

刘仲容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与中共党人素有来往，国难以来更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

由于他为人正直，给桂系提供的政见往往使李宗仁、白崇禧眼界大开，因而得到李、白的信任。

桂系为了观察全国形势，一九三五年冬派他到北方联络张学良、杨虎城。刘仲容先到天津，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听取政见，然后到达西安，与杨虎城进行晤谈，并在西安住了一段时间，从事联络工作。

一九三六年春，刘仲容返回南宁，向李宗仁作了北行汇报，着重介绍了他与中共初步接触的情况，转达了中共支持两广抗日主张的意见。

李宗仁对东北军官兵提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及张、杨部队实际已停止了对红军作战的情况很感兴趣。

刘仲容还汇报了杨虎城对国内问题的意见，杨认为红军北上抗日是不能阻挡的，十七路军愿意在困难环境中与广西保持联系。

这对桂系支持陈济棠发起抗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7、以抗日的名义

陈济棠发动事变时抗日的主张并不鲜明。

经过多方考虑，分析全国形势，特别是共产党对西南主张抗日的肯定态度，使他认识到，只有鲜明地揭示抗日的旗帜，才能得到全国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迫使蒋介石在政治上让步，放弃取消西南两组织的计划。

陈济棠认为，他面临两个有利条件：

第一、广州已经集中了一批主张抗日反蒋各派势力的代表，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反蒋俱乐部，与陕西的联络已经打通，邻省湖南，对蒋三心二意，有争取的可能，桂系的态度虽然尚不明朗，但是，他相信桂系是他的抗日反蒋斗争可靠同盟者。

第二、当时蒋介石的主要兵力集中在西北剿共。川、黔、康各省，南京分兵驻守，闽、浙、苏、豫各省虽然都有驻军，但力量分散。如果两广发动事变，蒋介石一时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对付两广。因此，陈认为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

桂系持慎重态度。广东、广西多次磋商，陈济棠向李宗仁、白崇禧保证以抗日为唯一旗帜，双方才于五月下旬决定携手，由广东援助广西军费，共同起事。他们相约，只反对南京的对日外交，要求政府领导抗日，而不提出其他要求。

这种情况便决定了这次事件已经超出了国民党内部权力之争的性质，而成为全国争取团结抗日斗争的组成部分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西南执行部发表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是发起“六一运动”的先声。

六月一日，两广决定揭起抗日旗帜，出兵北上。

六月二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向南京中央、全国各界及海外华侨发表通电，首述日本侵华日甚一日，中国已届生死关头的紧迫形势，次论南京政府一贯纵容日寇，采取妥协投降的外交方针，给国家造成了无穷危害，助长了日寇的侵略气焰。据此，通电督促南京领导全国从事抗日。

六月四日，第一、四集团军全体将士联名通电响应，要求迅速改颁军号，明令北上抗日，雪洗频年屈辱之耻，为国家民族争一生机。

8、反蒋的步骤

两广方面事前作了军事部署。

陈济棠原有兵力三个军九个师，发起前又扩编了两个军，总兵力达七十个团共二十万人；桂系原有两个军，运动发起时又扩编两个军。广西民团已久经训练，可动员九十九个团用于作战，总兵力约十多万人。

广东有六个中队空军，黄光锐为司令，有数十只江防舰艇；广西有三个中队的空军，林伟成任司令。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将两军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并颁发印信，仍沿用第一、第四集团军的番号。

随即两广军队开始行动：

对福建、贵州取守势，对江西、湖南取攻势，桂系集中主力于全州、桂林，以四个师置于祁阳，先锋部队进至湖南永州，粤军主力部署于大庚、韶关地区，准备北攻江西。两广均在邻省边界地区修筑防御工事，以防中央军进攻。

陈济棠派人与何键联络，两广军队经过湖南北上抗日。何虽面允，却立即又向蒋介石作了报告。

两广方面组织数万人参加的群众抗日救国示威，给军事行动助威。两广的地方国民党党部、群众团体，纷纷电请中央，要求顺应舆情，调兵北上，出师抗日。

两广当局组织了“扩大民族主义宣传设计委员会”，宣传“收复一切失地，还我完整河山”，“宁可死而为爱国鬼，不愿生而为亡国奴”。

斥责蒋介石对日妥协、对内压制民众抗日运动的行为。广西报纸每天都以醒目的标题刊登抗日标语，报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

两广运动得到国内舆论深切同情与广泛支持，全国各爱国团体纷纷派人到广州联络，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内抗日派的爱国斗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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