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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21 03:02:25
多种文化碰撞下复杂的女性典型——《金瓶梅》吴月娘形象新论

吴月娘是《金瓶梅》中的重要人物形象之一。但是, 历来对这个形象争论颇多。时至今日, 对于吴月娘形象依然是众说纷纭, 毁誉不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和人们大多以单一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形象有关。实际上, 吴月娘形象本身就是多种文化碰撞下复杂的女性典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多角度、全方位地来看待这个形象。

虽然对吴月娘的评价众说纷纭, 但是恐怕有一点是比较统一的, 就是吴月娘深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明人认为吴月娘有“圣人之心”;张竹坡一方面称其“奸险”, 但另一方面又称其为“好人”;当今学者称其为“正面人物形象”、“妇德的坚守者”、“循礼的典范”等, 基本上都是就这一点来说的。
的确, 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 “在作者心目中, 吴月娘无疑是一个用来与`淫妇'们作对比的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恁般贤淑的妇人'”。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作者就说, 吴月娘“秉性贤能, 夫主面上百依百顺金瓶梅词话第十八回写西门庆受潘金莲挑拨, 和吴月娘夫妻反目, 作者就评价说:“饶吴月娘恁般贤淑的妇人, 居于正室, 西门庆听金莲衽席睥睨之间言, 卒致于反目, 其他可不慎哉!”第三十七回作者称她“诚实的人”, 第五十七回称她“毕竟是个正经的人”, 第八十一回又称她“为人正大”。作品最后特别写道:“月娘到老, 寿年七十岁, 善终而亡。”并录诗为证:“楼月善良终有寿, 瓶梅淫佚早归泉。”除了正面评价外, 作者还通过作品中的人物间接赞美吴月娘。作品第二十九回和第四十六回借用吴神仙和卜龟卦儿的老太婆之口, 赞美吴月娘“面如满月, 家道兴隆;唇若红莲, 衣食丰足, 必得贵而生子;声响神清, 必益夫而发福”, “为人一生有仁义, 性格宽洪, 心慈好善, 有 (看) 经布施, 广行方便”。可见, 自始至终, 作者都是把吴月娘作为正面人物来处理的。
从作品的客观描写看, 作者也是把吴月娘作为深受传统道德影响的贤妻良母形象来塑造的。
吴月娘的贤良, 首先表现在对丈夫的顺从方面。她虽为继室, 却是当之无愧的“正头娘子”。《内训》云故妇人居必以正所以防慝也行必无陂所以成德也。”作为主母, 吴月娘恪守德训, 秉承“妾妇之道”, 凡事尽力做到居正备德。她全心全意帮助西门庆料理家事, 掌管偌大家业;她统领着整个内院, 时刻以正妻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在西门庆死后, 她艰难地独立支撑西门家的门户。她对丈夫的顺从, 最突出地表现在她的不妒上, 而且能很好地处理妻妾之间的矛盾。就连西门庆都赞道:“俺吴家的这个拙荆, 他到好性儿哩。不然, 手下怎生容得这些人?”西门庆奸占丫鬟奴仆, 在外包占粉头, 调风弄月, 她虽然稍有微词, 但却能顾全丈夫的脸面。第十九回西门庆迎娶李瓶儿, 吴月娘对此是有自己看法的, 并且因此还和西门庆“怄气”, 但当花轿到了门首的时候, 她仍然顾全大局, “轻移莲步, 款蹙湘裙, 出来迎接”。
但是, 对于吴月娘对丈夫的顺从, 不少学者有不同意见, 认为吴月娘“明知丈夫偷花折柳, 白日宣淫;丧尽天良, 草菅人命却不规劝阻止, 只是一味地‘百依百顺’, 助纣为虐”[7], 故而说她不能“相夫持家”。这实在有些苛求吴月娘了。
首先,吴月娘虽然对丈夫顺从, 但又绝不是丝毫没有原则的纵容, 不少时候面对丈夫的荒淫生活, 她还是能够抓住时机进行规劝的。绣像本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她就劝导说:“你也便别要说起这干人, 那一个是那有良心的行货!无过每日来勾使的游魂撞尸。我看你自搭了这起人, 几时曾着个家哩!”第五十七回西门庆舍财助建永福寺, 月娘又趁机劝道:“哥, 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儿, 你又发起善念, 广结良缘, 岂不是俺一家儿的福分。只是那善念头怕他不多, 那恶念头怕他不尽。哥, 你日后那没来回没正经养婆儿, 没搭煞贪财好色的事体, 少干几桩儿也好, 攒下些阴功与那小的子也好。”言辞恳切, 入情入理。这些都说明, 吴月娘对西门庆, 并不是一味地百依百顺。
其次, 吴月娘的贤良还表现在对西门家子嗣的关心上。西门庆妻妾成群, 却一无所出, 对此吴月娘忧心忡忡。第二十一回写她于月夜焚香礼拜:“要祈保佑儿夫, 早早回心, 弃却繁华, 齐心家事, 不拘妾等六人之中, 早见嗣息, 以为终身之计, 乃妾之素愿也。”第三十回, 官哥降生后, 她对官哥爱护有加。看见潘金莲将孩子“举得高高的”, 便告诫说:“举的恁高, 只怕唬着他。”听说官哥生病, 她当即请人为官哥看病, 还求神拜佛, 期望官哥早日病好;官哥病重之际, 她“连自家生日都回了不做。亲戚内眷, 就送礼来也不请”。西门庆死后, 她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抚养孝哥儿长大成人在得知孝哥儿即是西门庆托生”后, “不觉扯住, 放声大哭起来”。吴月娘的良母形象, 就在这一系列的描写中凸现出来。
再次, 吴月娘的贤良还体现在重视贞节名操上。作者有意识地将吴月娘作为坚贞之妇来描写。特别是在西门庆死后, 她在其诸妾风流云散的情况下, 甘愿为丈夫守节。第八十一回, 伙计来保“常时吃醉了, 来月娘房中, 嘲话调戏, 两番三次。不是月娘为人正大, 也被他说念的心邪, 上了道儿”, 表现了她的坚贞和作者对其的赞美。
当然, 以今天的立场来看, 吴月娘以上所作所为, 都受到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 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从来都是历史的人物, 必然要受到他们所处时代的影响。作者正是用其现实之笔, 写出了这个时代贤妻良母的典型。我们不能随意给予贬损。

吴月娘身上还表现出官场文化的特征。这与她出身于官宦家庭有着重要关系。
吴月娘是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据史载, “千户”属于明代地方中的下层军官, 因此吴月娘家的经济来源并不宽裕。但和西门庆相比, 则是另一番境况。第十一回写西门庆梳笼李桂姐, 除却零碎花费, 仅现银一次就豪掷50两, 这是千户家大半年的收入。因此, 作者不仅让吴月娘自称“穷官儿家丫头”, 还多次写到吴家经济窘迫的境况。第七十六回写宋御史有意提拔吴月娘兄长吴大舅, 需要银子打点, 她就说道:“没的说, 他一个穷卫家官儿, 那里有二三百两银子使?”第五十一回, 吴大舅急需20两银子用, 还要向西门庆借。可见, 吴家的经济基础是相当薄弱的。
这样一个不富裕的中下级武官家庭出身, 在吴月娘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明代女教兴盛, 而身为官宦小姐, 她却不识字, 大概就和吴家请不起塾师有关。她作为一个官宦小姐, 却嫁给西门庆这个商人做继室, 应该也和吴家的经济状况有一定关系。再者, 吴月娘贤妻良母的形象, 固然是封建文化影响的结果, 但和其官僚家庭出身也是分不开的。第二十回, 吴月娘和西门庆因迎娶李瓶儿事“怄气”, 吴大舅劝道:“自古痴人畏妇, 贤女畏夫, 三从四德, 乃妇道之常。今后姐夫他行的事, 你休要拦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得你不做好好先生, 才显出你贤德来。”继而又说:“姐姐, 你这个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 快休如此。”从吴大舅“你我不是那等人家”的说辞中, 可见吴家并没有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百姓而是以官员家庭的出身来要求吴月娘的
吴月娘受官场文化的影响, 还表现在她的官小姐脾气上。第六十四回玳安就对傅伙计说道:“虽做 (故) 俺大娘好, 毛司火性儿。一回家好, 娘儿每亲亲哒哒说话儿, 你只休恼狠着他, 不论谁, 他也骂你几句儿。”作品中多处写到吴月娘“发恼”、“恼了”、“大怒”等情景。对于潘金莲一味地霸占丈夫, 她也表示不满。第七十五回, 潘金莲一再勾引西门庆到她房中去, 吴月娘说道:“我偏不要你去, 我还和你说话哩。”接着, 反将其赶到孟玉楼房中住了一夜。为此, 她和潘金莲大闹, “越发大怒”。特别是第八十五回, 她得知潘金莲和陈经济的私情, 便当机立断, 卖了春梅, 将潘金莲赶出了家门, 可见吴月娘的脾气之大。
官场文化对吴月娘的影响, 又表现为多有心计智谋。从她的诸多行事来看, 也是个见过世面之人。第十六回花子虚死后不久, 西门庆准备迎娶李瓶儿, 她就劝导说:“你不好取他的。休他头一件, 孝服不满;第二件, 你当初和他男子汉相交;第三件, 你又和他老婆有连手, 买了他房子, 收着他寄放的许多东西。常言:机儿不快梭儿快。我闻得人说, 他家房族中花大是个刁徒泼皮的人。倘或一时有些声口, 倒没的惹虱子头上挠。”一席话说得西门庆“闭口无言”。西门庆曾答应翟管家为其寻一头亲事, 后来却忘了此事, 直到第三十六回翟管家派人催亲, 西门庆一时慌了手脚。月娘则临阵不乱, 替他出谋划策:“亏你还断事!这些勾当儿, 便不会打发人?等那人明日来, 你多与他些盘缠, 写在书上回覆了他去, 只说女子寻下了, 只是衣服妆奁未办, 还待几时完毕, 这里差人送去。打发去了, 你这里教人替他寻也不迟。”听闻此言, 连善于钻营的西门庆都赞其“说的有理”。
这里, 我们有必要对吴月娘的“奸险”略加探讨。张竹坡认为她“奸险”, 发出了“我生生世世不愿见此人者”的感叹。朱星亦认为她“实是一个阴险人物, 只是披了一张假正经的画皮而已”。种衍璋概括她的特点, 其中也有“狡诈阴险, 面善心狠”一条。笔者认为, 这些说法并不符合作品实际。从文本可以看出, 吴月娘从未戕害过他人性命, 即使偶尔运用所谓的“心计智谋”, 也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或西门家的利益。绣像本第七十五回她和潘金莲大闹, 是因为潘金莲过于纵容庞春梅欺压唱曲的申二姐, 并且又整日把拦汉子在先。该回的回目就是“为护短金莲泼醋”, 很明显无理取闹的是潘金莲。吴月娘以身怀有孕要挟西门庆, 也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脸面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妻妾争夫的紧张局面。西门庆死后, 她将陈经济与西门大姐赶出家门, 是因为陈经济胡乱嚼舌, 公然声称孝哥儿“倒相我养的”, 气得吴月娘当即“昏倒在地, 不省人事”。如此侮辱, 试问又有何人能够忍受!至于说吴月娘对西门大姐见死不救, 实在也是面对竟然敢于当着众妇女的面脱去裤子的流氓无赖陈经济, 孤儿寡母实力有限的缘故。因此,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有些“心计智谋”, 就说成是奸险。
笔者认为, 看一个人是否奸险, 要根据具体情况。一般说来, 如果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基本利益, 而不是处心积虑地损害他人利益, 作恶害人, 我们就不宜认为此人“奸险”。就吴月娘来看, 既无害人之心, 又无害人之实。她卖掉庞春梅, 赶走潘金莲, 是因为二人过于放纵自己, 有辱家门。孙雪娥与来旺儿私奔并抵盗家中财物, 被官府捉住, “教人递领状领孙氏”, 而她不去认领, 致使孙雪娥被“当官变卖”, 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是月娘薄情寡恩, 而是因为孙雪娥自己“玷污了家门”。相反, 吴月娘不仅没有故意害人, 反而经常回护一些弱小者。第二十四回, 仆妇惠祥和惠莲相互“推委”, 误了给客人献茶, 惹得西门庆大怒要打诸人。她问明情况之后, 并未打她们, 只是令其跪下, “数骂了一回”。第二十六回西门庆诬陷来旺儿, 要将其押到官府治罪, 又是她站出来, “向西门庆再三将言劝解”道:“奴才无礼, 家中处分他便了。拉刺刺出去, 惊官动府做甚么?”第二十八回潘金莲因为来昭的儿子小铁棍儿拾鞋之事, 挑唆西门庆将其打了一顿, 吴月娘同情小铁棍儿, 大骂潘金莲说:“拿小厮顶缸, 打他这一顿, 又不曾为甚么大事。”后来西门庆要赶走来昭一家, 又“多亏月娘再三拦劝”, 才将其一家“打发他往狮子街房子那看守”。其实, 就是对情敌潘金莲, 吴月娘有时也是回护的。第三十二回, 潘金莲故意将官哥“举得高高的”, 吓得官哥晚上哭闹不止。当西门庆询问缘由时, 她明知是潘金莲“抱出来唬了他”, 但却“一字没得对西门庆说”。这些都说明, 吴月娘并非如学者所说的是个“奸险”之人, 而是一个相当善良的女性。
其实, 吴月娘虽然富有心计智谋, 但有时亦表现出处事经验不足, 缺乏洞察力, 容易轻信他人。这既与她生于深闺阅历有限有关, 也与她出身于一般不善于钩心斗角的武官家庭有关。第五十一回潘金莲在她面前说李瓶儿的坏话, 她就认了真, 骂李瓶儿“干净是个绵里针、肉里刺的货”。她还经常被下人蒙蔽丫鬟秋菊数次告发潘金莲和陈经济通奸她却对秋菊的话根本不信, 还骂秋菊为“贼葬弄主子的奴才”。特别是西门庆死后, 来保数次私吞财物, 又当面调戏她, 她却对其没有应有的警惕, 继续让其“发卖布货”, 直至最后给自己招来了祸患。
此外, 吴月娘还受到官场虚伪之风的影响。一般说来, 虚伪的缺点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 但是由于官员们是众人瞩目的公众人物, 所以许多时候更需要将自己的真实意图掩盖起来, 从而造成官场虚伪之风盛行。吴月娘出身于官僚家庭, 这就使她或多或少地染上了官场的虚伪习气。在一夫多妻的家庭中, 她虽然力图做到不妒, 但是性爱的排他性又使她不能不有些吃醋。第二十回吴大舅劝吴月娘与西门庆和好, 她道:“他有了他富贵的姐姐, 把俺这穷官儿家丫头, 只当忘故了的算帐。你也不要管他, 左右是我, 随他把我怎么的罢!”第二十九回吴神仙相面, 西门庆问起所相如何, 月娘道:“相春梅后日来也生贵子, 或者只怕你用了他, 各人子孙也看不见。我只不信, 说他春梅后来戴珠冠, 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没官, 那讨珠冠来?就有珠冠, 也轮不到他头上。”言谈之中充满了醋意。作品中这些妒而不妒、不妒而妒的例证, 正说明了这个形象的复杂性。

吴月娘作为一个商人妇, 市民文化对她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首先表现在对金钱的占有欲上。随着明中后期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市民文化的勃兴, 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革, 对金钱的崇拜成为了一种社会时尚。张瀚的《张恭懿松窗梦语》就说:“财利之于人, 甚矣哉!……故虽敝精劳形, 日夜驰骛, 犹自以为不足也。”顾炎武则把市民社会这种风尚概括为“金令司天, 钱神卓地”。西门庆就是一个狂热的拜金主义者。第五十七回他就说道:“咱闻那佛祖西天, 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 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 就使强奸了常娥, 和奸了织女, 拐了许飞琼, 盗了西王母的女儿, 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生活在这样一个商人家庭, 吴月娘也难免对金钱的占有欲。第十四回写西门庆与吴月娘商量李瓶儿要寄放财物, 她就说:“银子便用食盒叫小厮抬来。那箱笼东西, 若从大门里来, 教两边街房看着不惹眼?必须如此如此, 夜晚打墙上过来方隐密些。”当天晚上, 在吴月娘等人的帮助下, 果然从墙上偷偷将“四口描金箱柜, 蟒衣玉带, 帽顶绦环, 提系条脱, 值钱珍宝玩好之物”, “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了。有学者在论及此事时, 或认为吴月娘此举是“助夫理财”, 或认为是在助纣为虐。笔者认为从作品的具体描写来看, 李瓶儿寄放此批财物, 原只说是“放在大官人那里, 奴用时来取”, 并未说归西门庆所有, 因此吴月娘此举并非是“助纣为虐”。至于这批财物在李瓶儿嫁过来之后, 并未见到吴月娘归还, 也不过是她贪图财物的一种表现, 不宜过于上纲上线。实际上, 吴月娘贪图钱财, 主要还是表现在对陈经济财物箱笼的占有上。西门庆死后, 陈经济几次索要自己寄放在西门家中的箱笼细软, 她也只是将“大姐床奁箱厨陪嫁之物”“都抬送到陈经济家”。西门大姐被逼上吊自尽后, 她率众“将经济拿住, 揪采乱打”, “房中床帐妆奁都还搬的去了”。后来她又怕陈经济“缠要箱笼”, 遂写了状子, “到官处断开了, 庶杜绝后患”。为了贪占他人钱财, 竟用尽了心机。
其次, 这种影响还体现在吴月娘处事势利。《金瓶梅》作为一部晚明社会的人情史, 揭示了当时社会世态人情的冷暖、世风的浇薄及道德的堕落。这种现象也表现在吴月娘身上。绣像本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她就对西门庆道:“结拜兄弟也好, 只怕后日还是别个靠的你多哩!若要你去靠人, 提傀儡儿上戏场———还少一口气儿哩。”这种完全从自身观点出发, 以能否“靠”得住作为人际交往的条件, 正是人情社会中势利的突出表现。词话本第四十一回月娘与乔大户娘子做亲家时说:“亲家好说, 我家嫂子是何人?郑三姐是何人?我与你爱亲做亲, 就是我家小儿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语气中满是炫耀之态。但在第四十三回, 面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乔五太太时, 她却说道:“乃一介乡民, 蒙朝廷恩例, 实授千户之职, 见掌刑名。寒家与亲家那边结亲, 实是有玷。”前踞后恭, 判若两人。第八十五回卖春梅时, 月娘让其“罄身儿出去, 休要他带出衣裳去了”, 缺乏最起码的人情味儿。可是后来春梅做了守备夫人, 她则对其曲意奉承, 一口一个“姐姐”叫着, 被张竹坡直批为“丑绝”!
再次, 吴月娘受市民文化的影响, 还表现在佞佛崇道上。明清时期, 佛道两教具有浓郁的平民化色彩, 僧尼道姑经常出入于官僚大户和寻常市民之家, 宣讲宗教教义, 并借以聚敛钱财。据笔者统计, 仅作品中写吴月娘听僧尼宣卷, 就达九次之多。第三十三回吴月娘生辰时, “晚夕宣诵唱佛曲儿, 带坐到二三更方歇”。第三十九回她听两个姑子说因果, 直到“四更天气”, 而且越听“越发好信佛法了”。特别是在第五十一回, 听西门庆说起薛姑子的恶行时, 她不仅不相信, 反而为其辩护:“你有要没紧, 恁毁神傍佛的。他一个佛家弟子, 想必善根还在, 他平白还甚么俗你还不知他好不有道行崇奉佛法甚至到了愚信的程度。
吴月娘佞佛崇道, 既有着现实功利因素, 如向两个姑子讨符药等, 但更多的是将宗教当作精神寄托。生活在一妻多妾的环境下, 她虽然很贤惠, 但内心也不乏痛苦, 如她曾几次说起自己是“老婆当军———充数罢了”。但她自己的身份和家庭教养, 又使她不可能像潘金莲、李瓶儿那样迎奸卖俏, 放纵情欲;特别在西门庆死后, 她守了寡, 孤独与寂寞更是无处释放, 因而便只能压抑着人性本能的冲动, 向佛道寻求安慰, 以此来排遣内心的空虚。
此外, 市民文化对其影响也表现在语言的粗俗方面。吴月娘虽为官宦小姐, 但并未读书识字, 又生活在市民文化兴盛的大背景下, 因而说话便不可能像崔莺莺、杜丽娘那样文雅婉转, 反而不时粗话连篇。如她骂潘金莲是“恁的贼不识高低货” (第十八回) ;骂李瓶儿是“没廉耻的歪淫妇”、“干净是个绵里针, 肉里刺的货” (第五十一回) ;骂西门庆为“没羞的货” (第二十一回) 、“火燎腿行货子” (第三十六回) 、“大诌答子货” (第三十九回) 等。此外, 如“贼臭肉们”、“贼囚根子”、“扯淡轻嘴的囚根子”、“没根基的王八羔子”, 等等。这些常是泼妇才有的粗鄙不堪的语言, 也时时出现在吴月娘的言谈之中。
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 吴月娘是作者所塑造出来的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形象。她既顺从丈夫, 但也会进行适可而止的规劝;既有心计智谋, 又容易轻信他人;对弱势者她表现出善良的本性, 但对影响到自己利益的人和事也绝不手软;既有传统女性关心子嗣、坚贞不淫的一面, 又有势利虚伪、贪图财物、语言粗俗等特点。她性格中的矛盾性, 是由其生活的具体时代影响所决定的, 也是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官场文化和市民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在前面为了论述的方便, 将影响她性格的三种文化分开来讲, 但实际上三种文化对她的影响又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如我们将吴月娘的虚伪、官小姐脾气等列入官场文化来论述将贪财崇佛佞道等列入市民文化来分析, 只是就某一文化的主要特征来说。比如说到贪财, 不仅市民、官员贪财, 包括那些高唱“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徒们又何尝能够抗拒财物的诱惑!但是, 在明代后期这样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 贪财无疑是市民文化更突出的特征。至于官小姐脾气, 试问何人没有一些脾气?但是相对说来, 官小姐更容易颐指气使, 脾气也会更大一些。因此, 三种文化对吴月娘的影响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而是共同塑成了吴月娘这样一个复杂的形象。如果一定要给这个形象下个结论的话, 我们认为, 吴月娘是贤妻良母, 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 而是生活在明代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市民社会中的一个贤妻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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